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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值开学前夕，我没敢和学生们告别，他们是老农垦的子女，我把他们从三年级带到六年级，眼看要毕业，我却走了。
记得我是中午时翻越了版纳北缘的大渡岗，回望身后群山，心中猛然大恸：旱季威猛的太阳，照耀着无边无际的橡胶林，林地间裸露的红土新鲜而刺眼，那里，埋葬了多少人的梦想？
多年后，我在南方周末写下《鲜花与霉变都很真实》及（回声 l 知青大返城的肇始行动，为啥偏偏是云南知青）。
他们的子女，能够理解父辈当年的爱恋、苦痛和久留心底的诉说么？细想，一代知青的云南情结或许被诗化了，就像历史的故纸被一遍遍放大后，看到的只是字里行间的鲜花，忘却了故纸本身的霉变。当茅棚的油灯熄灭多年后，在那片遥远的晴空下，曾经的欢乐与痛楚，热血与冷泪，还蕴藏着怎样的温暖与狰狞？
去年春天，我重回西双版纳，见到了当年的学生高炳智、钟克宁。前者是景洪农场副场长，后者自营橡胶园。我们在澜沧江对岸的餐厅小聚，眺望山下的景洪城——它比1979年扩大了至少100倍。大酒、畅聊，听高炳智唱哈尼族山歌，时光似乎倒流。
我有招不得！走过万水千山，我不会将不堪、温情与艰难当作下酒的肉菜——这是对一代人的污损。虽说，我心中还有对初恋的怀念；虽说，我采访的留在版纳的3个老知青，她们过得相当好，一个收入9000元，两个7000元，超过了内地很多人。
浮云吹雪，清泉煮茶。做个了结吧。告别我的1979，也告别知青年代。虽说，它是记忆，但也是历史。
她叫伊芙·阿诺德(Eve Arnold)，1957年加入玛格南图片社，成为该图片社第一位女摄影师。和大部分西方摄影师一样，她也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来中国拍摄。
为此，1968年她就开始申请来中国，只是在那个“特殊”时期想来中国实在太难了，一次次申请，一次次被拒。直到1979年，在经历了十年签证申请被拒之后，伊夫·阿诺德获准来中国拍摄。
这时，她已经66岁了。为快速了解中国，她马不停蹄地走访了北京、上海、武汉和云南西双版纳等地，拍摄了大量照片。6个月后，她出版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摄影作品《在中国》。
知青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称谓，指从1968年始一直到1978年代末期，从城市去到农村和农垦兵团务农的年轻人。
1977年高考恢复，大多数在农村和边疆的知识青年想方设法要回到故乡去。为了得到一张病退证明，他们服用麻黄素、升压灵来制造高血压等，只为能回到城市里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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